评选花絮：

本次评选采取专家和网友同时提名的方式，

杨建利

（2009年12月26日於日本东京成田机场）

我很荣幸受北京之春杂志社委托到现场把2009年度的自由先锋奖颁给冯正虎。
冯正虎是一个伟大的公民，他正以超人的决心和毅力走出一条一个中国公民回国的特别道路，他的举动感动了中国震动了世界。
长期以来，中共政权煽动“爱国主义”为自己寻找最后的避难所，他们的避难所里却容不下像冯正虎这样的爱国公民，冯正虎的壮举表现了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国最炽热的爱。
冯正虎有着高度的权利意识，他执着地为自己争取回国权，他心里非常清楚，在专制的中国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和维护所有公民的权利。他为在人民不享有完全公民权的专制体制下做一个完全的公民树立了榜样。
中共当局的恣意妄为其实暴露了它的软弱和不自信，因为在它的眼里，任何一个公民的维权举动都有可能成为压垮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稻草。中共当局比谁都更加清楚自己的虚弱，比谁都更加重视公民的维权运动。国际社会应该向中共当局学习，充分重视中国公民和中国公民的维权运动。
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假如想有权利有尊严心中有真正的平安， 应该向冯正虎学习，不做暴政的帮凶，不做暴民，不做奴隶，而是做一个真正的公民。公民有力量，中国就有希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我们的经租房业主经过多年的令人沮丧的上访设诉,中国政府仍然毫无一点真诚意愿,退回给我们被经租侵占的房产。我们的经租房业主亦曾尝试在中国本土采取法律途径,希望能通过法院起诉当地的房屋管理部门收回我们被非法霸占的房产, 可中国政府指使各地各级法院不准接受我们的起诉。

我们这群告状无地、投诉无门的弱势群体,面对着强势的国家利益集团,深感万般无奈只能走这条有损堂堂大中国颜面的告洋御状的途径。我们准备请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国会提出冻结中国在美的部分资产(债券),同时向中国政府提出尽快解决中国老百姓的经租房问题 ,这种侵犯人权、物权的行径是为全人类所不齿的。

如果中国政府一意孤行不理会我们,那我们准备请在美国的代理律师循民事诉讼的途径,冻结及拍卖中国政府在美国的资产(包括债券) 以偿回我们在国内被侵占的资产。因为全中国人民才是中国政府的债权人,中国政府只是一个管理者,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仆人可以霸占主人的财产?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会发生这种咄咄怪事!

中国领导人一再向全世界承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也相信,希望如此,不但要向世界负责,更应该向本国的民众负责,这样面子、里子都好看,讲起话来也会理直气壮的。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认真聆听我们这封公开信的诉求并尽快作出积极的回应。

此致中国国务院

全国经租房业主联盟

附注：经租房英文应译为usurped house

经租房业主—usurped house owner

全国经租房业主联盟致—Usurped house by Chinese government owner association

2009年10月8日

第五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开幕式致辞

芭芭拉 黑格

早上好。欢迎来到华盛顿三一大 学。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各位。令人鼓舞的是，看到这个倡议自2000年第一次聚会以来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发展，而且，这次活动的每一位共同协办者都是国家民主 基金会的好朋友和同事，我们都努力从别人的知识和观点中受益，从而提高我们各自的和共同的工作成效。

杨建利（那时他在21世纪中国基金会 工作，现在为公民力量服务）是最早和我们讨论有这方面对话需要的与中国相关的受资助者。在此之前，在与一些中国团体的工作中我们注意到很多的后天安门民运 团体对西藏问题既不熟悉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我们当时相信，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自由气氛中，民主基金会可以帮助汉族和其他民族加强为中国及其少数民族的 未来寻找共同点的能力。

其后，国家民主基金会对世界维吾尔大会和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的资助也提供了一个帮助他们参与到这样的讨论中来的机 会。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资助，得以将他们的工作从保护他们自身的宗教信仰自由扩展到将宗教信仰作为一个总体原则来保卫，并关注所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自 由世界里，这是我们大家都享有的机会。

另外，虽然不是我们的资助对象，但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是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个特殊朋友。我们 与该基金会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是每个人都应有尊严包括纪念的尊严。只有记录和尊重事实，我们才能让未来更好。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和国家民主基金会 都选择用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树立的民主女神像的复制品，来颂扬那些在选择镇压而不是引导的力量下遭受痛苦并进行反抗的人。

这个倡议的 目标渗透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工作中，不仅仅是对中国，也对其它存在多样化人群的国家。从肯尼亚到俄罗斯，格鲁吉亚，斯里兰卡，瓜地玛拉，伊拉克，苏丹，尼 日利亚，卢旺达，波斯尼亚，这个名单可以无限继续下去，我们已经见证了很多民族和宗教裂痕可以变得非常危险和毁灭性的例子。作为世界公民，我们必须尽全力 来停止对“他人”妖魔化和不计代价地集中资源和权力来进行统治的行为。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准则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分歧。我们都听说 需要摒弃成王败寇而采用双赢的方法来处理冲突，但是我们怎么来这么做呢？所有的利益真的能被包容和满足吗？即使包容下来，历史是停滞的还是不断变化的？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基于所有人都理解和能找得到的原则和规则并能够不断力求取得公正正义的结果的制度。

这样的制度必须有助于沟通，帮助汇集各种不同的声音以便各利益体能够互相沟通，最后通过公平和正当的过程来调解各种对抗性压力。建立这样的制度――民主制度――不只是政府部门和权力机构的工作。这要从我们开始。

就 中国的情况来说，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害怕混乱。难道我们不也是同样担心混乱吗？通过这个倡议及中国国内的努力，我们可以表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 有许多资源可以用来建立而不是摧毁思想和那些值得培育而不是窒息的实际知识。对大部分人而言，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才是软弱和不稳定的。将与自己不一致的文 化民族宗教和政治领袖人物定性为恐怖分子和罪犯，也许会让那些不了解他们的人认为他们不合法，但并不能说服那些支持他们的人，这只能使他们沮丧和愤怒，增 加而不能减少不满和分歧。从而产生了一个因为错失解决问题机会而留下的长久问题。

你们利用可以利用的空间进行和平和尊重的对话并展示它的 成果，对于中国当政者等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建立信心的练习。在中国国内有人在看着你们，有人希望你们利用这次机会代表他们。你们是活生生的例子，证明 不同的人群可以走到一起来追求共同利益，同时又互相团结。对于那些想要一个尊重和允许不同存在的系统的人，在追求所有人的更大的利益的时候，你们有机会去 探索怎样取得这样的一个系统。

当你们继续进行这个倡议时候，你们主动去找别人是极为重要的。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有一种趋势，就是注意力被那些推动暴力对抗和形成危险威胁的人占去，他们会把氧气从别的声音中吸走。不要试着和这些力量竞争，而要高瞻远瞩，围绕着可达到的目标进行不懈的努力。

这 就是为什么你们在后面几天将要参与的着重专业技巧的互动讲习班如此重要的原因。信息的自由流动将有助于听到对话中的其他人的声音。这次对话中取得的任何成 果都可以作为以后继续工作的基础。非暴力行动工作室帮助提供公民所需要的行使他们权利或指出关键的环境法律经济或政治问题的工具，而不把对抗推到悬崖的边 缘。这两个因素对于让当政者倾听和建设性地回应都很重要。我们特别感激讲座的主讲人周先生和曼日门先生。他们奉献了时间来这里和你们一起工作。

我 想用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从大的方面来说在中国能做到什么。虽然我不是一个中国专家，但是从尼克松总统第一次计划对中国开放以来，我就一直是一个中国及其在 世界位置问题的观察者。（是的，我那时只是在高中，但我很感兴趣并在我的政治学讨论会上就这话题做了一个简报）。那还是冷战时期，把东南亚丢给苏联对于美 国来说是一件很担忧的事。我们的政府看到了一个用中国的影响力来对抗苏联的机会，换句话来说美国开始和中国发展关系只是为了安全利益的考量；我相信人权， 法治，知识产权和少数民族问题并不在在那次访问的工作议程上。尽管这样，从那以后两国关系建立并维持下来。并提供了无数的机会来控制两国间的冲突，建立经 济联系，并提供了讨论中国自己的制度和政治问题的机制。两国间的关系是多方面和复杂的，但关系在继续，虽然每个国家内部对这个进程中的每一步的处理都有批 评。

关键是，虽然它的领导人排斥掌控不了的变化，中国现代化和发展的目标迫使该体制接受没有料到但最终发现必须进行的修改和调整。要实现 这两个目标就意味着是一个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但也意味着中国不能把它的人民与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思想、规范、倾向隔绝开来。我相信中国政府正在发现它永远 不够强大，不够聪明，不够敏捷来管理国家并只靠政府自身为这个国家带来进步；它必须有它的人民作为参与者的支持和智慧。开放这个领域可能是坎坷无序和困难 的，但逐渐地有例子说明这正在发生。

去年我们见证了08宪章的出现，一个有300多（现在有超过10000）杰出的包括体制内中层官员和 农村领袖签名的文件。在提倡其他重要原则的同时，它提倡“我们应该用开放的心胸来对待少数民族地区的纠纷，寻找可行的框架已使所有的民族和宗教团体共同繁 荣”。在另外一个地方，它呼吁在尊重多数人的意愿的同时确保少数人的基本尊严自由和人权。当然政府去追查这些签名的人，但思想已经在那里并给了人们一个概 念上的工具。同样，最近的中共中央全会的主题是“实现党内民主”，如果真能走下去的话，这将是很重要的向前迈进的一步。中国政府是重要国际人权公约的签署 者，并且在2008年保证推行一个全国性的人权行动计划。现在我们知道就像其它政府忽略它们签署的公约和宣布的的计划一样，中国政府也会继续这样做；而与 此同时，就像其它国家的人民运用这些政策作为工具来推动他们的法律规定的权利一样，中国公民也必定会这样去做。这些是合法的而且是中国政府承认的东西。这 不简单是是不是接受政府设立的条款的问题；这些是政府还没有完全接受的原则但觉得至少要口上说说好话。

过去这个星期我们都很感动地看到达 赖喇嘛被授予了蓝托斯基金会的人权奖。他也将希望之光的奖授予了一组冒着个人危险在西藏问题上直言的汉族中国人。与此同时我们很多人对于达赖喇嘛没有被政 府最高层接受感到失望。尽管这样，我期待着我们的总统会见这位非凡的人的这一天，因为我绝对相信他会从这位有道义的谦卑的人身上得到力量，因为我们也一 样。还有一件我们应该有信心的事就是美国总统致力于少数民族权利，并且做了很多陈述来强调这个承诺。每次美国总统和中国领导面对面谈话，他们都会被提醒要 为正义和公平做长久的斗争，因为他也是这个斗争的产品和成就。

在你们即将开始这个会议时，我表达最后几点想法：当你们试着去理解“他人” 进而认识“我们”在哪里的时候，你们不仅要考虑从外面给压力，也要考虑怎样把相关技巧交给在中国国内的人，不仅仅是积极分子和知识分子，工人，律师和记 者，也应该包括体制内的工作人员，以便获取新的进展。这很重要。把你的工作方法职业化，确保你的组织和努力能够体现你所希望在中国扎根的价值和原则，是要 优先考虑的事。这要从我们每个人开始。

杨建利

(2009年9月29日)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经建政60年了。60年大庆又成了中国天字第一号的国事。与去年的奥运一样，当政者的大party需要在戒严或半戒严的状态下进行。这个在任何时期都以人民为敌的政权，内心永远无法克服失去权力的恐惧。

在当今世界的和平国际环境下，集形式主义之大成的浩大阅兵其实是专制权力对民众的蛮横示威。然而，这种示威并不能掩饰专制权力的内在虚弱，而民众对于整齐划一的画面，也不再具有神圣感。宏大的场面与故作庄严的强调背后，是一种完全与时代脱节的荒诞，而这种荒诞也正是60年极权政治的一个侧影。 任何政权都免不了被人们议论评说。一个政权，假如一方面不经纳税人任何形式的许可毫无节制地挥霍纳税人的钱搞庆典，另一方面却在防民如盗贼的恐惧中狂欢，那么它就激起人们更大的兴趣去评价去预测。

对任何事物评价都需要参照系，对中共政权评价更加需要有力的分析工具，不然，当政者及其附庸可以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和语言，混乱视听，混水摸鱼，许多不善思考的人们又会被搞得思维不清，混水摸不着鱼。我试着用四个坐标系对中共政权做一个简要的评价，它们是中国历史的坐标系，国际发展的坐标系，中共当政自身60年的坐标系，以及纳税人与政府关系的坐标系。

首先来看第一个坐标系。虽然中共用武力推翻的国民党政权是威权统治，但是中华民国时期，经济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政治上有一定的言论空间，有相当数量的私办报刊，有鲁迅们，有民盟们的存在。 中共暴力革命的胜利，把这些全部消灭了。中共用武力剥夺了所有的私有财产，建立了全权式的名义属于全民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用暴力和残酷的政治斗争消灭了所有的私人和社会组织，消灭了所有的鲁迅们和民盟们。其中，中国人为此而付出的生命、财产、生活、文化、宗教、环境、道德的代价须罄竹来书，恐罄竹难书。中共前30年阶级斗争挂帅的统治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以马恩为意识形态以列斯毛为具体实践的统治合法性在人民的长年的饥寒交迫和反复的政治惶恐中丧失殆尽。于是就有了经济改革。

改革是中共政权前30年和后30年的分水岭。中共官方宣传60年的调子也是以这个为分水岭定的。那么，经济改革到底改了什么呢或者试图改什么呢？简单地地说，经济改革改的以及要改的无非就是中共用暴力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从而回复到民国时期的经济体制，或曰，复辟资本主义。由于改革是从“公有制”开始的，主导改革的权力又不受限制，中国的经济远远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市场化状态，以土地权为核心的私有产权问题成为死结，更不用说政治上的自由状态远远还没有回复到“解放前”的水平。而60年来中华民国硕果仅存的台湾，建立了法治化的资本主义，从威权走向了完全民主。中共的建政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进步还是一个倒退，难道还不清楚吗？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呢？套用目前流行的一句话，这不是胡折腾吗？只不过，面对着中国人为此而付出的惨痛的代价，一句“胡折腾”显得太轻薄了。

人们常说，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太腐败。当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疑是它失去政权的原因之一，然而与中共目前的腐败相比，可谓九牛一毛。这里有一个推理方法可以证明，中国历代政权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中共政权。你可以容易想见，在冷兵器时代，在百姓可以轻易靠砍树打铁武装起来就可以与官府的武装进行抗衡的时代，在一个县府只有几十个兵丁保卫的时代，百姓能允许他们县老爷像今天中共的书记、市长、县长们这样欺民以呈作威作福腐化败坏吗？虽然，那时的老百姓同样不享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使他们可以制衡官府，但是普遍原始的武装技术状态给了百姓赫阻官府恶行的潜在能力。而当今世界武装技术的状态让百姓几乎丧失了这个潜能，在中国更是如此。（正因为此，在当今时代，民主的制度比以往更加重要和根本，早在1948年英国记者奥威尔就在其政治预言小说《1984》立预言了高科技时代专制的严酷性。）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中共政权的统治时期是民众对官府既无技术制衡也无制度制衡的唯一时期，所以中共政权的残酷和腐败程度是历代政权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中共政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倒退性和落后性立辨清晰。

除了做纵向比较，我们还可以做横向比较，这就是用国际发展的坐标系来分析。有人说，中共在中国当政60年，中国有很多发展，“解放前”的中国人“点煤油灯，坐独轮车”，而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现在中国人不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且有了千里眼万里耳(电视，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等)。但是，在过去的60年里，世界上又有哪些国家没有经过同样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呢？西欧和美日等老牌发达国家就不用说了，较有可比性的，二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没有相应的发展吗？这些国家之所以比西方民主国家发展的差的原因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认为必须坚持的东西吗（中国的宪法前言所坚称的坚持马列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具有可比性的是台湾，香港和澳门，他们可以说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在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进行评价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哪些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哪些是某种政治力量的推动的结果或者反结果。我们要避免“一个今年60 岁的中国人因为他从一个婴儿发展成了一个成熟的人而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笑话。我们需要追问这样的问题：这个60岁的人是不是可以更健康，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更加美好和完善。为此，我们必须从中共当政60年自身历史的坐标系来分析和评价。

从暴力剥夺私有财产到在暴力的保障下的中饱私囊的“私有化” ，中共政权把世界历史上所谓的左和右的错误和罪行都犯了，但是在60年的任何一个时刻中共都宣称自己正确的。错的时候是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时候就更加正确而且伟大。翻开60年来的人民日报，前后对照着看，你就可以发现，中共几乎每一天都在犯着错误甚至罪行，但是，每次中共都以改正所谓以前的错误或罪行而重新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 但是当政者从来只字不提造成错误的根本原因，似乎犯错误的不是他们自己不是共产党。一次又一次，新的权贵继承老的权贵的“公司”和“品牌”、“公司”的财产、“公司”的特权以及一切其它好处，但是“公司”所欠的债务一笔勾销从来不还，受害者被迫放弃追究的权利，甚至还要感谢新的权贵，甚至莫名其妙地还要怀念老权贵，因为他们创立这个伟大的“公司”。这样的戏码在过去的60年中一次又一次重演，难怪人们说世界最好的生意就是“中国共产党”，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是做中国共产党的官。

有些人常说，60年我们中国强大了。到底是谁强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比）？是政府还是人民。经济学家程晓农先生最近根据中国的官方数字算了一笔账。从1957年至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10%，而占中国人口85%的农村和城镇低收入住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平均每年增长3.3%，这些人口2007年平均每人每天生活消费1.16元，而2005年的世界银行为世界贫困人口确定的标准是每天生活消费低于1.25美元。到底是谁强大了？

我们再来看看纳税人和政府的关系的这个坐标系。任何政府都是纳税人供养的为纳税人提供公共品的，由此而来，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纳税人天然地拥有规范政府行为的权利，政府有天然地接受这些规范的义务。比如说：政府花钱要经纳税人或纳税人的代表同意而且过程要透明；政府要维持治安、提供司法服务和维护司法公正，政府要提供公共教育，公共卫生，提供和维护公共设施；政府不能侵犯私人领域，不能侵害人权；纳税人有权更换政府，尤其是在政府犯了错误或罪行的情况下，等等。任何一个纳税人，只要按照纳税人对政府的合理要求列出一个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政府不应该做什么的单子，比照着60 年来的中共政权看看，他马上就会发现，中共政权60年来，只能算是一个强制集团，或曰强盗当政集团，根本算不上是纳税人的政府。换话说，中共政权和中国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是没有合法性的。人们在评价中共政权的时候常常犯一个观念错误，认为不管怎么样中国人毕竟有那么个政府，维持了一定的秩序，社会也有一定的发展，聊胜于无吗。但是，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政府，中共政权不允许纳税人做选择，60年来中共政权使中国人丧失了拥有更好政府的机会。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机会成本，举例讲，一栋房子按照市场价可以租出1000元的月租，假如空闲着，表面上看去房子的主人没有支出什么，而事实上他付出了每月1000元的机会成本，从经济账（不是会计账）上算，他的损失是1000元。假如这栋房子租出100元的月租，房主就说“有100元的收入，总比没有强吧”，那么这个经济账就算错了，因为他其实每月付出了900元的机会成本。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60年因为不能选择新政府，到底付出多少机会成本呢？更何况，60年来我们的“房子”常常不仅毫无“收入”还要“倒贴钱”。我们来看看这60年吧。中共政权在过去的60年中，施行了中国历史上对私有财产最残酷的剥夺，制造了过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最血腥的内乱，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非自然灾害引起的（虽然它一直被称为“自然灾害”）最悲惨的大饥荒，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数量最多的人民非正常死亡，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冤假错案并继续制造着冤狱，制造了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文化、历史文物、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最野蛮的摧残，实施了中国历史上对学生运动最臭名昭著的镇压，创造了并继续扩张着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僚腐败。

中共政权60年，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怪胎，致使学者由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形态而总结出来了分类和定义已经不能很好概括它的性质，任何一个名称，极权，威权，右翼专制，左翼专制，后极权，等等，盖在中共政权身上都捉襟见肘。在人们没有总结出来准确而又被广泛接受的名称之前，我们不妨稍费笔墨直接把中共政权描述出来：当今的中共政权是，经济上掠夺性的，集左、右翼专制的统治技巧于一身的，官僚集团黑社会化的，无意识形态羁绊没有底线的实用主义但在政治上处于守势的，实施警察国家控制的一党专政的政权。

60年来，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敌人，国内的或国外的，想象的或真实的，不是已经证明当时就是正确的或者是比中共更正确的，就是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历史正确的一边。从60年前中共对大多数民众的成功欺骗，到今天民间对政治的厌恶和冷漠，表明共产极权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观念已成为越来越强大的观念潮流。中共政权之下，权力的腐败侵蚀所有的社会肌体，权力的每一个触角都在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侵权的直接后果是民众维权及权利意识的觉醒，而政府对付维权的手段是加强绝对的权力控制，这便构成一个恶性循环，但随着半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民间社会的觉醒，在恶性循环中形成的超强权力控制并不能达到永保权力的目的，而只会使权力时时刻刻处在神经紧张的疲劳状态，而专制政权无论多么强大和实用，它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它无法收买社会成员的多数，因此，无论用多长时间构筑的超级专制机器，最终都逃避不了被瓦解的命运。

杨 建 利（2009年8月28日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的问答总结）

问：你如何解读最近的谭作人和许志永被捕事件？许志永这个星期获得“保释候审”，你怎么看？

答： 谭作人是四川的独立知识分子，是有影响力的作家。近年来他积极介入彭州石化和地震真相调查，对四川地方当局构成很大压力，从各种迹象判断，他的被捕与多数 维权人士被迫害案件一样是地方政府抓人报复打压，将其政治化得到中央政府的背书。对谭作人，四川地方当局故意掩饰抓人的真正意图，反而借其关于六四的回忆 文章以及与海外的通讯来定罪。这是对维权人士较为普遍的一种打压模式。中共当局对公盟和许志永的迫害又制造了另外一种模式。公盟是在目前中国的法治环境下 无法注册为公益组织的众多公益组织之一，当局可以轻易用税收的理由摧毁这些维权堡垒，铲除这些公民社会成长的民间组织元素。许志永创办的公盟近年来介入一 系列具有社会影响的维权案件，影响范围不限于某一地域，对许志永的抓捕应系中央政法系统的决定，其目的在于摧毁公盟的维权能力，破坏几年来形成的人员架 构，遏制维权运动的整体发展势头。许志永前两天获得“取保候审”，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公盟留守人员采取补缴税款的做法，表达了对权力一定程度的尊重，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此。公盟内部人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体的维权运动、民间力量以及海外媒体的做了什么。许多人也许还没有注意到，维权运动 所造成的国内外影响已经可以和当局进行这个规模和层次的博弈，邓玉娇是另一个案例。中共当局当然在计算，许志永的个人才能和公盟的长期维权工作，对许志永 判刑可能会塑造维权运动标杆人物，基于政治考量，当局释放许志永，但是以税收案件的名义摧毁了他的基地和经济基础。这表明中共的打压从粗放走向精致。两案 的比较还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打压维权者的问题上，中央政府相对更在意政治影响，而地方政府如果能将具体维权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则不考虑地方形象的损失， 因此具体做法更为拙劣。

问：中国维权运动过去几年来一直在逆境中发展，从陈光诚，高智晟，到后来的重庆钉子户，乃至后来的邓玉娇案，都是比较著名的。维权运动到现在有哪些特点？
答：
1、维权与网络（进而扩散国内部分媒体）的结合，使每一个维权个案都可能具有思想启蒙和树立权利意识的作用，任何维权事件，尤其是“群体事件”都具有形成整体性政治事件的趋势。
2、维权成功率较低，导致大量上访、集会事件的形成，大量消耗各级政府的“维稳”资源，也一点点蚕食政府形象。政府的道义资源因此而几乎耗尽。
3、波及范围广，拆迁、土地、计生、污染、食品安全、司法公正、退伍军人、下岗民办教师、企业转制、劳动权益等问题都在维权范围之内。
4、跨区域联络开始形成。
5，维权信息跨越国界，普通维权者开始敢于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的帮助，因此，关注中国人权、民主的机构可以配合国内维权者做许多有价值的工作。

鉴于此，中国的维权运动不可能被消灭，甚至规模都不会减小，局部遭到残酷镇压的情况下，整体上具备了顶着压力生存下去，伺机恢复力量，继续成长的社会土壤和能力。

问： 中国政府的传统思维是：任何非政府的组织形式，包括向政府争取自己正当权益的群体，都是政府的天然敌人。这种思维是否会改变？(有人认为，维权组织和维权 活动能够防止社会问题激化，也能提醒政府在施政方面的漏洞和盲点，因此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应该得到政府的鼓励。)

答：这种思维太顽 固，一时不容易改变，主要还不在于习惯思维，而在于目前中国的利益结构。维权运动的具体内容就是向贪婪残酷的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经济掠夺和社会压迫讨公 正，挑战的是统治集团的权威和利益。然而，中国统治集团的利益空前一致，所以对维权运动的控制打压的态度基本上一致，虽然做法上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 间有所不同。一般来讲，政府感觉社会矛盾较为和缓的时候，会对非政府组织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但在社会矛盾加深的时候，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介入有整体意义的 大事件时，比如说三鹿奶粉，政府就会进行严厉打击。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总体是严密防范，掌握信息，随时打压。

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控制打压维权方面的立场是否一致？地方官员的素质和政策是否带来不同的结果？

答： 基本立场一致，但由于立足点不同，对个案关注程度不尽相同，有些维权行动（尤其是利益驱动的维权行动）可以帮助中央政府发现地方的具体问题，因此有时中央 会采取默许态度，但地方政府恰恰不愿意暴露具体问题，因此打压态度比较坚决，而对政治性维权，地方政府态度各异，有些地区并不十分积极，需要中央政府统一 部署，比如今年“六四”前夕的抓人。“和谐社会”是胡锦涛的标志性施政口号，其实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用更好听更长远的语句表达，“维稳”是考察各级政府 的重要指标，中央政府制定一般性政策，把具体实施的权限交给地方政府，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各地执行政策模式和强度的差异，当然地方官员的素质高底会带来一些 不同的结果，其实不同是次要的，各地各级政府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他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制度性问题地方没有权力讨论）根除民众产生不满、怨屈和怨恨的根 源，执行“维稳”、“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对他们来说就是压制民众的抗议活动，不让当地的民怨沸腾到上级政府。这样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对维权活动非 常紧张，在上级政府所在地都派有警察，围追堵截强行押返当地上访的民众。每个省在北京都驻有专门“截访“机构，
设有变相的监狱。这些情况以及各地 的腐败情况，中央都很清楚，但是各地的官员和他们裙带附庸是这个政权体系依赖的基础，所以中央政府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反腐败，只是时不时地整出一些案子，打 击一下对自己不效忠的官员，也趁机树立一下威信。但是，既然各级官员和他们的裙带附庸是当过体系的基础，他们继续腐烂下去，整个大厦怎么能保得住呢？每天 把大部分精力和智慧都用在政治保命上的中共领导人，意识不到这一点或者意识到了但没有办法，

问：有些维权人士将行动限制在法律领域，有的则将行动推广到政治领域。你对两者的区别有何看法？有人担心，将维权运动政治化会给政府打压的借口，使维权努力消失在萌芽状态。你对这种担心怎么看？

答： 针对政府的维权实际上都被各级政府当做政治问题看待，但是对于利益冲突性维权活动，推广到政治领域容易使地方政府获得中央政府的尚方宝剑（在此之前，维权 者往往用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作为“卷刃的尚方宝剑”对付地方政府），降低维权者的转圜空间。但是随着人权观念、公民维权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维权运动向政 治领域推进的趋势不可避免，这其实不是一个操作性问题，换话句话说，就是没有人有能力劝说和影响或考政治运作使维权运动不往政治领域里推进。其实中国的法 制问题是三个层次的，最根本的层次是宪法体系的合法性问题，这直接涉及到当政集团的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是非常政治的，下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法律体系的问题： 法律违不违宪，法律之间是否矛盾，政策法规有没有违法，存在不存在恶法等问题？最低的层次就是执法的问题。维权运动基本上是从最低的执法层次开始，以个 案、围绕法院为主战场开展维权活动，但是它一开始就由、也必然会从，执法层次冲到法律的层次，比如孙志刚事件。这类的例子还很多。而且最近维权律师开始涉 足违宪问题甚至宪政问题的讨论。所以，随着维权意识的普及，当公民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个案维权推广到政治领域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形成更大动员和影响， 以全面革除制度性弊病，甚至创造新的宪政。

问：几年来的民间维权运动有没有对官员和政府起到制约的作用？是否对他们造成了“尊重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压力？

答： 肯定起到了制约的作用形成了压力。也许有人会说，怎么看不出来？各地官员似乎依然肆无忌惮地鱼肉百姓。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假如没有维权运 动，情况就会更加糟糕。真实的情况是，各地官员尽管仍然漠视民意，但他们已经有了担心群众“闹事”的意识。因为民间力量、维权运动与整个政府机器相比仍然 处在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宜察觉民间力量的成长和维权运动所取得进步。摆在维权运动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取得一些个案优势，然后在某些地区和政策 领域形成局部优势，然后走向整体均势，到那个时候变革就在眼前了。有人会问，制约甚至制服几个官员有什么整体意义？其实整体意义很大，民主运动不能形成均 势的原因是民间力量—公民力量—成长不起来，民间力量成长不起来的原因，一是因为民众怕，二是因为民众觉得没有用。在局部上能对某些官员形成制约，会 帮助民众消除恐怖感而且还可以增进民众对胜利的信心。参加的民众多起来，整体意义就显出来了。

问：和传统的民运相比，维权运动有哪些特点？维权活动的特点之一是从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个案入手，这是否会推动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的合作？

答： 与传统民运比，维权运动一般从个案出发，从老百姓的具体利益入手而不是从观念入手，利用现有法律的空间和规则，使政府处在不便随意打击的处境，而且维权运 动可以使更多民众参与，将思想启蒙与争取合法权益结合起来，致使大部分参与者都是“利益相关者”。从政治上看，维权是民主、人权意识传播的载体，而民主制 度则是解决大量侵权的最终手段。精英阶层参与维权可以使其脱离书斋式的空谈，而民众与知识精英的结合可以提升维权的宪政民主价值。

问：网路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发达，人权和维权意识的全球化，这些因素在传播维权意识和推动维权群体组织化等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

答：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政府垄断资源，民间资源相对匮乏，同时，对于民众的彼此隔离一直是警察部门和言论管制部门的工作方向之一，网络和手机使民众有 了一种低成本的联络方式，并且可以很方便地公开政府的侵权信息，而且这些信息突破国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消息，从而在国际社会也形成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虽然 有国际舆论压力的案子一开始政府显得恶狠狠以此赫阻国内外的呼应甚至联手，但是一旦挺过最开始的艰难期，绝大多数有国际压力的案子结局会相对好一些。许志 永的案子就是最近的例子。有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媒体工具的协助，任何地区的维权案件都有可能成为全国性案件，使得当局的打压成本升高。民主运动进步的一个 指标就是政府侵权的成本升高以及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成本降低。

问：在政府和维权组织的角力中，双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平衡的。政府垄断了立法，司法，行政，警察，媒体等几乎所有公共权力和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维权运动有没有出路？
答： 目前力量显然是不平衡的。但是出路是有的。虽然在法院判决这个战场上，维权运动几乎乏善可陈，但是功绩在“院”外。在人权意识方面，由于维权运动的扩展和 推进，政府面对着民众，已经处在了劣势，而且没有翻转的可能。把这个领域的优势转化成实际的政治优势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痛苦 的承受，这个过程是继续传播权利意识和民主思想，从个案优势，到局部优势，继续降低民众参与代价，升高政府打压成本，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社会问题，形成一 种前公民社会状态的过程。

问：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在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国际问题如环保、慈善等方面也发挥巨大作用。中国政府要成为一个世界级领导国家，缺乏公民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是否是一个重大缺失？

答： 当然是。其实，缺乏公民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还只是表象，根本问题是朝野的公民权利意识。有时思想意识受到利益结构的约束，打破约束又得靠表象的形式，换句话 说，增强公民意识要通过成立各种各样的公民组织，形成公民运动。由于中国政府限制非政府机构的发展，诸多社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也无人解决，代价多由民众 承受，民众必须有自己的组织，哪怕是单议题组织，比如说四川地震死难学生家属，三鹿奶粉受害者家属等。从单议题组织向社会运动组织发展，然后向政治组织发 展。

问：有些人希望公民维权运动成为中国社会民主转型的突破口，你如何看待这种期望？

答：维权运动显然是近年来中国民主 运动的一个重要突破，但是不会也不应该是唯一的突破口，维权运动是中国社会走向民主的努力方式之一，与此具有同等作用的，至少还有基于独立思考的思想解 放，网民议政、真正民营经济的发育等等，甚至，体制内健康理性力量的发育也是不可或缺的，但由于中国政府及官员普遍的侵权现象，维权运动可以动员数量极大 的中下层民众，而且基于权益维护的思想启蒙是较为牢固的，另外，通过维权活动的具体实践，可以锻炼一批投身民主运动的人力资源骨干，因此，在未来的民主转 型中，维权运动的作用可能将被逐渐放大。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内，维权运动将继续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焦点。维权运动通过一个一个案例，将政府从以前自立 的道义高地拉下来，从而创造中国民间集体行动的合法性资源，而中国的集体行动的合法性资源一直是被政府把持的。失去道义高地的中共政权十分明白，它已经不 指望人民热爱它了，它将所有精力智慧用在如何让民众继续害怕、继续认为“政治”无用上。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世界流传一个说法：假如一个人能够控制一个国 家的歌谣，他就不用在意法律是如何制定和执行的。假如说中国有进步的话，那就是政府已经基本上控制不住中国的歌谣了。所以，他们特别在意法律是如何制定的 是如何执行的，而正因为此，维权运动处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前沿。

[日期：2009-08-04] 来源：参与  作者：沧海 [字体：大 中 小]

7月28日，哈佛大学研究员、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博士应邀在美国国会参议员布朗贝克主持的“价值行动团队”上演讲。“价值行动团队”是布朗贝克创办的讨 论涉及美国价值的重要议题并形成行动的平台，每周二由来自美国各地的支持者参加。杨建利在演讲中从一个中国民主人权人士的视角向与会者阐述了普世价值对专 制国家的人民摆脱专制的奴役，对民主国家的人民保卫自由生活方式的重要性。他强调零八宪章是在中国形成符合普世价值、各阶层各政治阵营未来进行对话的公共 政治语言的一次伟大尝试，是“八九民运”以来民间推动中国民主化,继组党运动、维权运动的第三大突破，他呼吁世界继续支持这一伟大努力，他强调刘晓波的命 运将具有标志性意义，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关注。

杨建利在演讲中还指出国际社会应该把中国各民族各宗教信仰追求自由的事业看成一体 的，分别以不同的标准对待，不利于中国民主化的过程，对个群体未来的利益也是有害的。杨建利最后强调，任何独裁统治都不可能在真相中生存下去，所以他呼吁 美国及国际社会更有力地支持推动中国的网上自由的事业。

7月29日杨建利博士又应邀作为贵宾出席了伊朗民主委员会在美国国会举办的“自由卫士奖”发奖仪式，参议员布朗贝克和众议员黑丝汀获得此项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