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建 利（2009年8月28日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上的问答总结）
问：你如何解读最近的谭作人和许志永被捕事件？许志永这个星期获得“保释候审”，你怎么看？
答： 谭作人是四川的独立知识分子，是有影响力的作家。近年来他积极介入彭州石化和地震真相调查，对四川地方当局构成很大压力，从各种迹象判断，他的被捕与多数 维权人士被迫害案件一样是地方政府抓人报复打压，将其政治化得到中央政府的背书。对谭作人，四川地方当局故意掩饰抓人的真正意图，反而借其关于六四的回忆 文章以及与海外的通讯来定罪。这是对维权人士较为普遍的一种打压模式。中共当局对公盟和许志永的迫害又制造了另外一种模式。公盟是在目前中国的法治环境下 无法注册为公益组织的众多公益组织之一，当局可以轻易用税收的理由摧毁这些维权堡垒，铲除这些公民社会成长的民间组织元素。许志永创办的公盟近年来介入一 系列具有社会影响的维权案件，影响范围不限于某一地域，对许志永的抓捕应系中央政法系统的决定，其目的在于摧毁公盟的维权能力，破坏几年来形成的人员架 构，遏制维权运动的整体发展势头。许志永前两天获得“取保候审”，许多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公盟留守人员采取补缴税款的做法，表达了对权力一定程度的尊重，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此。公盟内部人做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体的维权运动、民间力量以及海外媒体的做了什么。许多人也许还没有注意到，维权运动 所造成的国内外影响已经可以和当局进行这个规模和层次的博弈，邓玉娇是另一个案例。中共当局当然在计算，许志永的个人才能和公盟的长期维权工作，对许志永 判刑可能会塑造维权运动标杆人物，基于政治考量，当局释放许志永，但是以税收案件的名义摧毁了他的基地和经济基础。这表明中共的打压从粗放走向精致。两案 的比较还可以让我们看到，在打压维权者的问题上，中央政府相对更在意政治影响，而地方政府如果能将具体维权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则不考虑地方形象的损失， 因此具体做法更为拙劣。
问：中国维权运动过去几年来一直在逆境中发展，从陈光诚，高智晟，到后来的重庆钉子户，乃至后来的邓玉娇案，都是比较著名的。维权运动到现在有哪些特点？
答：
1、维权与网络（进而扩散国内部分媒体）的结合，使每一个维权个案都可能具有思想启蒙和树立权利意识的作用，任何维权事件，尤其是“群体事件”都具有形成整体性政治事件的趋势。
2、维权成功率较低，导致大量上访、集会事件的形成，大量消耗各级政府的“维稳”资源，也一点点蚕食政府形象。政府的道义资源因此而几乎耗尽。
3、波及范围广，拆迁、土地、计生、污染、食品安全、司法公正、退伍军人、下岗民办教师、企业转制、劳动权益等问题都在维权范围之内。
4、跨区域联络开始形成。
5，维权信息跨越国界，普通维权者开始敢于接受“境外敌对势力”的帮助，因此，关注中国人权、民主的机构可以配合国内维权者做许多有价值的工作。
鉴于此，中国的维权运动不可能被消灭，甚至规模都不会减小，局部遭到残酷镇压的情况下，整体上具备了顶着压力生存下去，伺机恢复力量，继续成长的社会土壤和能力。
问： 中国政府的传统思维是：任何非政府的组织形式，包括向政府争取自己正当权益的群体，都是政府的天然敌人。这种思维是否会改变？(有人认为，维权组织和维权 活动能够防止社会问题激化，也能提醒政府在施政方面的漏洞和盲点，因此有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应该得到政府的鼓励。)
答：这种思维太顽 固，一时不容易改变，主要还不在于习惯思维，而在于目前中国的利益结构。维权运动的具体内容就是向贪婪残酷的各级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经济掠夺和社会压迫讨公 正，挑战的是统治集团的权威和利益。然而，中国统治集团的利益空前一致，所以对维权运动的控制打压的态度基本上一致，虽然做法上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 间有所不同。一般来讲，政府感觉社会矛盾较为和缓的时候，会对非政府组织采取较为宽松的态度，但在社会矛盾加深的时候，特别是非政府组织介入有整体意义的 大事件时，比如说三鹿奶粉，政府就会进行严厉打击。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总体是严密防范，掌握信息，随时打压。
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控制打压维权方面的立场是否一致？地方官员的素质和政策是否带来不同的结果？
答： 基本立场一致，但由于立足点不同，对个案关注程度不尽相同，有些维权行动（尤其是利益驱动的维权行动）可以帮助中央政府发现地方的具体问题，因此有时中央 会采取默许态度，但地方政府恰恰不愿意暴露具体问题，因此打压态度比较坚决，而对政治性维权，地方政府态度各异，有些地区并不十分积极，需要中央政府统一 部署，比如今年“六四”前夕的抓人。“和谐社会”是胡锦涛的标志性施政口号，其实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用更好听更长远的语句表达，“维稳”是考察各级政府 的重要指标，中央政府制定一般性政策，把具体实施的权限交给地方政府，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各地执行政策模式和强度的差异，当然地方官员的素质高底会带来一些 不同的结果，其实不同是次要的，各地各级政府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他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制度性问题地方没有权力讨论）根除民众产生不满、怨屈和怨恨的根 源，执行“维稳”、“建立和谐社会”的政策对他们来说就是压制民众的抗议活动，不让当地的民怨沸腾到上级政府。这样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对维权活动非 常紧张，在上级政府所在地都派有警察，围追堵截强行押返当地上访的民众。每个省在北京都驻有专门“截访“机构，
设有变相的监狱。这些情况以及各地 的腐败情况，中央都很清楚，但是各地的官员和他们裙带附庸是这个政权体系依赖的基础，所以中央政府不可能真心实意地反腐败，只是时不时地整出一些案子，打 击一下对自己不效忠的官员，也趁机树立一下威信。但是，既然各级官员和他们的裙带附庸是当过体系的基础，他们继续腐烂下去，整个大厦怎么能保得住呢？每天 把大部分精力和智慧都用在政治保命上的中共领导人，意识不到这一点或者意识到了但没有办法，
问：有些维权人士将行动限制在法律领域，有的则将行动推广到政治领域。你对两者的区别有何看法？有人担心，将维权运动政治化会给政府打压的借口，使维权努力消失在萌芽状态。你对这种担心怎么看？
答： 针对政府的维权实际上都被各级政府当做政治问题看待，但是对于利益冲突性维权活动，推广到政治领域容易使地方政府获得中央政府的尚方宝剑（在此之前，维权 者往往用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作为“卷刃的尚方宝剑”对付地方政府），降低维权者的转圜空间。但是随着人权观念、公民维权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维权运动向政 治领域推进的趋势不可避免，这其实不是一个操作性问题，换话句话说，就是没有人有能力劝说和影响或考政治运作使维权运动不往政治领域里推进。其实中国的法 制问题是三个层次的，最根本的层次是宪法体系的合法性问题，这直接涉及到当政集团的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是非常政治的，下一个层次的问题是法律体系的问题： 法律违不违宪，法律之间是否矛盾，政策法规有没有违法，存在不存在恶法等问题？最低的层次就是执法的问题。维权运动基本上是从最低的执法层次开始，以个 案、围绕法院为主战场开展维权活动，但是它一开始就由、也必然会从，执法层次冲到法律的层次，比如孙志刚事件。这类的例子还很多。而且最近维权律师开始涉 足违宪问题甚至宪政问题的讨论。所以，随着维权意识的普及，当公民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将个案维权推广到政治领域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形成更大动员和影响， 以全面革除制度性弊病，甚至创造新的宪政。
问：几年来的民间维权运动有没有对官员和政府起到制约的作用？是否对他们造成了“尊重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压力？
答： 肯定起到了制约的作用形成了压力。也许有人会说，怎么看不出来？各地官员似乎依然肆无忌惮地鱼肉百姓。应该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假如没有维权运 动，情况就会更加糟糕。真实的情况是，各地官员尽管仍然漠视民意，但他们已经有了担心群众“闹事”的意识。因为民间力量、维权运动与整个政府机器相比仍然 处在劣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不宜察觉民间力量的成长和维权运动所取得进步。摆在维权运动面前的课题是，如何取得一些个案优势，然后在某些地区和政策 领域形成局部优势，然后走向整体均势，到那个时候变革就在眼前了。有人会问，制约甚至制服几个官员有什么整体意义？其实整体意义很大，民主运动不能形成均 势的原因是民间力量—公民力量—成长不起来，民间力量成长不起来的原因，一是因为民众怕，二是因为民众觉得没有用。在局部上能对某些官员形成制约，会 帮助民众消除恐怖感而且还可以增进民众对胜利的信心。参加的民众多起来，整体意义就显出来了。
问：和传统的民运相比，维权运动有哪些特点？维权活动的特点之一是从关系民众切身利益的个案入手，这是否会推动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的合作？
答： 与传统民运比，维权运动一般从个案出发，从老百姓的具体利益入手而不是从观念入手，利用现有法律的空间和规则，使政府处在不便随意打击的处境，而且维权运 动可以使更多民众参与，将思想启蒙与争取合法权益结合起来，致使大部分参与者都是“利益相关者”。从政治上看，维权是民主、人权意识传播的载体，而民主制 度则是解决大量侵权的最终手段。精英阶层参与维权可以使其脱离书斋式的空谈，而民众与知识精英的结合可以提升维权的宪政民主价值。
问：网路和手机等新媒体的发达，人权和维权意识的全球化，这些因素在传播维权意识和推动维权群体组织化等方面起到了什么作用
答：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政府垄断资源，民间资源相对匮乏，同时，对于民众的彼此隔离一直是警察部门和言论管制部门的工作方向之一，网络和手机使民众有 了一种低成本的联络方式，并且可以很方便地公开政府的侵权信息，而且这些信息突破国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消息，从而在国际社会也形成对中国政府的压力。虽然 有国际舆论压力的案子一开始政府显得恶狠狠以此赫阻国内外的呼应甚至联手，但是一旦挺过最开始的艰难期，绝大多数有国际压力的案子结局会相对好一些。许志 永的案子就是最近的例子。有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媒体工具的协助，任何地区的维权案件都有可能成为全国性案件，使得当局的打压成本升高。民主运动进步的一个 指标就是政府侵权的成本升高以及民众参与民主运动的成本降低。
问：在政府和维权组织的角力中，双方的力量显然是不平衡的。政府垄断了立法，司法，行政，警察，媒体等几乎所有公共权力和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维权运动有没有出路？
答： 目前力量显然是不平衡的。但是出路是有的。虽然在法院判决这个战场上，维权运动几乎乏善可陈，但是功绩在“院”外。在人权意识方面，由于维权运动的扩展和 推进，政府面对着民众，已经处在了劣势，而且没有翻转的可能。把这个领域的优势转化成实际的政治优势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痛苦 的承受，这个过程是继续传播权利意识和民主思想，从个案优势，到局部优势，继续降低民众参与代价，升高政府打压成本，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社会问题，形成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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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海
六月四日之前，《寂静：音乐的自由——杨建利狱中诗集》即由香港联合作家出版社出版，作为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十年以前，正在美国留学的杨建利在学生运动兴起之际，特意返回北京，参加在天安门的学生运动。二〇〇二年，为了考察中国工人运动，杨建利使用他人护照只身返回中国，结果在离境时被捕。从二〇〇二年到二〇〇七年，杨建利在中国大陆渡过了五年的监狱生活。
正是在中共的监狱中，杨建利写下了多达上百首的诗歌，既表达了他对亲人、朋友、子女的炽热感情，也以诗明志，鼓励自己为追求中国社会的自由、公平和民主的信念。在杨建利出狱两年之后，“六四”二十周年之际出版，既是他对自己在中共监狱中五年黑暗生活的表白，也是为了纪念「六四」，继续追求民主的一项宣言。
《寂静：音乐的自由》选用了杨建利在狱中写作的一百零九首诗歌，分编成十六个部分出版。诗集中既有短至几行的仿古绝句（《秦城吟》），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抒情短诗（《初恋》），也有大气澎湃、纵横历史的长诗（《非典六月》）。从杨建利狱中诗集中，可以完整地看到诗人从入狱到出狱的心路历程，入狱时的从容不迫、笑看监狱中的待遇、想念亲人时的情绪波澜、以及多次与当局的抗争，都以诗歌的形式，予以体现。
杨建利不仅是数学博士和经济学博士，也是一位成熟的诗人。在诗中，他没有刻意追求现代诗歌的表述方法，而是随心所欲，套用各种形式的诗歌表达方式，表达自己最渴望表达的感情。但是，尽管诗集中偶有穿插了七言打油诗（《三十九岁生日》），但是杨建利也从形式上作了大胆的探索，使得许多诗句充满了新意。例如诗人将黑夜比作黑色的寡妇、把羔羊比作草原的乳房、无花果比作点不亮的路灯，使人耳目一新。
同样，作为数学和经济学博士的诗人，他的想象力却超越了人文科学的逻辑，进入了超现实的王国。对现代主义诗歌意象的运用，也使得《寂静：音乐的自由》这部诗集，具有文学史的意义：
“我的口袋里装着/思想的言语…..”
“通红的旭日 摇晃着/在白马的屁股上起舞……”
“黑暗怀抱微光/对我 守口如瓶……”
《寂静：音乐的自由》不是一部应景的政治作品，而是一部带有明确政治标记的诗歌作品。作者杨建利博士以自身五年监狱的经历作为地标，向历史、向文学、也向着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理念，投射出的一束诗歌艺术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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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参与 作者：沧海 
 据公民力量组织今天发出的消息，由于受到来自中国官方的压力，杨建利博士赴新西兰签证的签发受到非正常延期，而且更恶劣的是新西兰移民局官员企图审查他的演讲。
    
    杨建利于2009年4月27日向驻华盛顿特区的新西兰大使馆递交了签证申请，一般审核时间为10个工作日，可他至今还没有接到签发的通知。
    
    杨建利今天在墨尔本表示，“我计划今天早飞往奥克兰，参加下午的一个政治论坛。驻悉尼的新西兰移民局官员Dhamini女士在电话中质问我，她问我为什么这个论坛安排临近六四天安门大屠杀，我是否会参加一个公众集会，她还索要我的书面演讲稿。我非常愤怒，我说‘新西兰政府无权审查我的演讲。’”
    
    杨建利博士为公民力量组织负责人，是一位具有很高知名度的民主活动人士，现持中国普通护照和美国永久公民居民卡。曾因政治起诉在中国服刑五年，2007年4月被释放。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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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利博士在盖斯塔维斯学院主办的“天安门+20年”集会上演讲
4月29日，公民力量运动发起人，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杨建利博士应邀在美国中西部的贵族学院盖斯塔维斯学院的“天安门+20年”活动上做主题演讲。杨建利演讲的题目是“屠杀，经济奇迹与中国模式”。 在近一个小时的演讲中，杨建利向200多听众详细介绍了八九民运启动的历史背景，八九民运的诉求和意义，以及为什么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的当政者要采取对和平的民主请愿人士进行残酷的大镇压。他说，他们不是要保卫社会主义，不是为了任何其他主义，他们是为了保卫他们的权力。大屠杀造成了两个效果：普遍的恐惧和普遍犬儒主义，通俗的讲就是：不问政治，不管国家的前途，拼命地赚钱腐化，又舒服又安全，随之而来的是道德灾难，人权灾难和自然环境灾难。假如中共不采取屠杀的手段，而是接受民众的诉求逐步进行政治改革的话，这三个灾难在中国就会避免。但是，悲哀的是，一定得时期内，经济在普遍恐惧和普遍犬儒的状态下，在三个灾难中，可以高速度增长，中国的当政者，统治集团和他们的附庸，外国商人都利用这三个灾难造成的经济运作低成本，大赚其钱，留下更深重的道德灾难、人权灾难和自然环境灾难。但是短视人们把中国当做模式来学习，中共又利用此在国际社会上保护其他独裁者，进而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杨建利在演讲中指出，中国模式是应该抵制的，不应该改学习的。他强调，八九民运的口号“争民主争自由”“反官倒反腐败”越来越占据民众的中心话题，零八宪章就表明中国人民是要摒弃以三个灾难为前提的“中国模式”的。在中国为八九民运翻案，解决“六四”问题是政治变革的突破口。
这个星期，校园播放有关“六四”屠杀的纪录片，杨建利在校园里随时与学生们交谈，参观学校为纪念中国民主墙运动而设的“民主墙”。他还出席了以中国学生为主体的关于“六四”的讨论班。之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是我第二次到盖斯塔维斯学院，第一次是八年前，那次我讲的是中国的民主化，很悲哀，这次我还得继续这个题目。希望下次就换题目了。”他还说“我看到民主墙在校园竖起我感到鼓舞，北京的民主墙已经消失在‘中国的经济奇迹中了’，中共当局试图把民主墙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抹去，对‘六四’他们也做同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在学生的讨论班上看到很悲哀的事情，那就是中国的孩子们需要到中国以外的地方了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盖斯塔维斯之行是杨建利博士继哈佛大学“见证之夜”以后，又一次参加美国校园的“六四”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据悉，杨博士还要去美国各地，台湾，香港，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六四”公民行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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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倡议的新中间道路
杨建利
（2009年3月10日）
    今天是西藏人民自由抗暴50年纪念日。自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以后，西藏的前途与中国的民主前途交织在一起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和汉藏自由民主人士的重大课题，近年来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国内各界人士的关注和独立思考。虽然中共当局继续封锁信息、继续欺骗民众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其火中取栗，在中国，思考议论西藏问题的禁区正在被逐渐打破。
    关于西藏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中共在西藏60年的政策和实践、达赖喇嘛的主张以及藏人在西藏的实际状况等均有充分的论述和翔实的报道，在此不再赘述。去年3月发生在藏区的事件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这不仅仅因为藏人的抗议以及中共当局的强力镇压和随后的逮捕、监禁、迫害再一次向世人宣布了中共西藏政策的失败，也不仅仅由于中国国内的汉族自由民主人士由此开始较系统地关心西藏的现状并将其纳入中国民主化的视野中去，更表现在达赖喇嘛以及藏人对“中间道路”的重新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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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2009年03月05日发表)
来源：参与 作者：沧海
2月27日,杨建利博士在美国国会发表题为“Charter 08：A Wake Up Call for America and China”（《零八宪章》：唤醒美国与中国）的演讲。
《华盛顿时报》3月5日发表了Bill Gerzs撰写的文章《Inside the Ring》，该文在“民主宪章”一节中全面介绍了公民力量组织负责人杨建利博士上周五在美国国会关于《零八宪章》的演讲，文章同时引用了中国驻美大使馆新闻发言人王保东对此演讲的回应。
王 保东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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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9-03-03] 来源：参与 作者：杨建利/沧海
2月27日中午，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博士在美国国会发表了题为“Charter 08：A Wake Up Call for America and China”（《零八宪章》：唤醒美国与中国）的演讲。近80人出席了演讲会，大部分是美国国会议员的助理和智库的政策研究人员。
杨建利博士当天的演讲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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