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
(2009年9月29日)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经建政60年了。60年大庆又成了中国天字第一号的国事。与去年的奥运一样，当政者的大party需要在戒严或半戒严的状态下进行。这个在任何时期都以人民为敌的政权，内心永远无法克服失去权力的恐惧。
在当今世界的和平国际环境下，集形式主义之大成的浩大阅兵其实是专制权力对民众的蛮横示威。然而，这种示威并不能掩饰专制权力的内在虚弱，而民众对于整齐划一的画面，也不再具有神圣感。宏大的场面与故作庄严的强调背后，是一种完全与时代脱节的荒诞，而这种荒诞也正是60年极权政治的一个侧影。 任何政权都免不了被人们议论评说。一个政权，假如一方面不经纳税人任何形式的许可毫无节制地挥霍纳税人的钱搞庆典，另一方面却在防民如盗贼的恐惧中狂欢，那么它就激起人们更大的兴趣去评价去预测。
对任何事物评价都需要参照系，对中共政权评价更加需要有力的分析工具，不然，当政者及其附庸可以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和语言，混乱视听，混水摸鱼，许多不善思考的人们又会被搞得思维不清，混水摸不着鱼。我试着用四个坐标系对中共政权做一个简要的评价，它们是中国历史的坐标系，国际发展的坐标系，中共当政自身60年的坐标系，以及纳税人与政府关系的坐标系。
首先来看第一个坐标系。虽然中共用武力推翻的国民党政权是威权统治，但是中华民国时期，经济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政治上有一定的言论空间，有相当数量的私办报刊，有鲁迅们，有民盟们的存在。 中共暴力革命的胜利，把这些全部消灭了。中共用武力剥夺了所有的私有财产，建立了全权式的名义属于全民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用暴力和残酷的政治斗争消灭了所有的私人和社会组织，消灭了所有的鲁迅们和民盟们。其中，中国人为此而付出的生命、财产、生活、文化、宗教、环境、道德的代价须罄竹来书，恐罄竹难书。中共前30年阶级斗争挂帅的统治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以马恩为意识形态以列斯毛为具体实践的统治合法性在人民的长年的饥寒交迫和反复的政治惶恐中丧失殆尽。于是就有了经济改革。
改革是中共政权前30年和后30年的分水岭。中共官方宣传60年的调子也是以这个为分水岭定的。那么，经济改革到底改了什么呢或者试图改什么呢？简单地地说，经济改革改的以及要改的无非就是中共用暴力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从而回复到民国时期的经济体制，或曰，复辟资本主义。由于改革是从“公有制”开始的，主导改革的权力又不受限制，中国的经济远远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市场化状态，以土地权为核心的私有产权问题成为死结，更不用说政治上的自由状态远远还没有回复到“解放前”的水平。而60年来中华民国硕果仅存的台湾，建立了法治化的资本主义，从威权走向了完全民主。中共的建政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进步还是一个倒退，难道还不清楚吗？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呢？套用目前流行的一句话，这不是胡折腾吗？只不过，面对着中国人为此而付出的惨痛的代价，一句“胡折腾”显得太轻薄了。
人们常说，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太腐败。当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疑是它失去政权的原因之一，然而与中共目前的腐败相比，可谓九牛一毛。这里有一个推理方法可以证明，中国历代政权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中共政权。你可以容易想见，在冷兵器时代，在百姓可以轻易靠砍树打铁武装起来就可以与官府的武装进行抗衡的时代，在一个县府只有几十个兵丁保卫的时代，百姓能允许他们县老爷像今天中共的书记、市长、县长们这样欺民以呈作威作福腐化败坏吗？虽然，那时的老百姓同样不享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使他们可以制衡官府，但是普遍原始的武装技术状态给了百姓赫阻官府恶行的潜在能力。而当今世界武装技术的状态让百姓几乎丧失了这个潜能，在中国更是如此。（正因为此，在当今时代，民主的制度比以往更加重要和根本，早在1948年英国记者奥威尔就在其政治预言小说《1984》立预言了高科技时代专制的严酷性。）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中共政权的统治时期是民众对官府既无技术制衡也无制度制衡的唯一时期，所以中共政权的残酷和腐败程度是历代政权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中共政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倒退性和落后性立辨清晰。
除了做纵向比较，我们还可以做横向比较，这就是用国际发展的坐标系来分析。有人说，中共在中国当政60年，中国有很多发展，“解放前”的中国人“点煤油灯，坐独轮车”，而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现在中国人不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且有了千里眼万里耳(电视，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等)。但是，在过去的60年里，世界上又有哪些国家没有经过同样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呢？西欧和美日等老牌发达国家就不用说了，较有可比性的，二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没有相应的发展吗？这些国家之所以比西方民主国家发展的差的原因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认为必须坚持的东西吗（中国的宪法前言所坚称的坚持马列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具有可比性的是台湾，香港和澳门，他们可以说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在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进行评价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哪些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哪些是某种政治力量的推动的结果或者反结果。我们要避免“一个今年60 岁的中国人因为他从一个婴儿发展成了一个成熟的人而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笑话。我们需要追问这样的问题：这个60岁的人是不是可以更健康，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更加美好和完善。为此，我们必须从中共当政60年自身历史的坐标系来分析和评价。
从暴力剥夺私有财产到在暴力的保障下的中饱私囊的“私有化” ，中共政权把世界历史上所谓的左和右的错误和罪行都犯了，但是在60年的任何一个时刻中共都宣称自己正确的。错的时候是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时候就更加正确而且伟大。翻开60年来的人民日报，前后对照着看，你就可以发现，中共几乎每一天都在犯着错误甚至罪行，但是，每次中共都以改正所谓以前的错误或罪行而重新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 但是当政者从来只字不提造成错误的根本原因，似乎犯错误的不是他们自己不是共产党。一次又一次，新的权贵继承老的权贵的“公司”和“品牌”、“公司”的财产、“公司”的特权以及一切其它好处，但是“公司”所欠的债务一笔勾销从来不还，受害者被迫放弃追究的权利，甚至还要感谢新的权贵，甚至莫名其妙地还要怀念老权贵，因为他们创立这个伟大的“公司”。这样的戏码在过去的60年中一次又一次重演，难怪人们说世界最好的生意就是“中国共产党”，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是做中国共产党的官。
有些人常说，60年我们中国强大了。到底是谁强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比）？是政府还是人民。经济学家程晓农先生最近根据中国的官方数字算了一笔账。从1957年至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10%，而占中国人口85%的农村和城镇低收入住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平均每年增长3.3%，这些人口2007年平均每人每天生活消费1.16元，而2005年的世界银行为世界贫困人口确定的标准是每天生活消费低于1.25美元。到底是谁强大了？

我们再来看看纳税人和政府的关系的这个坐标系。任何政府都是纳税人供养的为纳税人提供公共品的，由此而来，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纳税人天然地拥有规范政府行为的权利，政府有天然地接受这些规范的义务。比如说：政府花钱要经纳税人或纳税人的代表同意而且过程要透明；政府要维持治安、提供司法服务和维护司法公正，政府要提供公共教育，公共卫生，提供和维护公共设施；政府不能侵犯私人领域，不能侵害人权；纳税人有权更换政府，尤其是在政府犯了错误或罪行的情况下，等等。任何一个纳税人，只要按照纳税人对政府的合理要求列出一个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政府不应该做什么的单子，比照着60 年来的中共政权看看，他马上就会发现，中共政权60年来，只能算是一个强制集团，或曰强盗当政集团，根本算不上是纳税人的政府。换话说，中共政权和中国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是没有合法性的。人们在评价中共政权的时候常常犯一个观念错误，认为不管怎么样中国人毕竟有那么个政府，维持了一定的秩序，社会也有一定的发展，聊胜于无吗。但是，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政府，中共政权不允许纳税人做选择，60年来中共政权使中国人丧失了拥有更好政府的机会。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机会成本，举例讲，一栋房子按照市场价可以租出1000元的月租，假如空闲着，表面上看去房子的主人没有支出什么，而事实上他付出了每月1000元的机会成本，从经济账（不是会计账）上算，他的损失是1000元。假如这栋房子租出100元的月租，房主就说“有100元的收入，总比没有强吧”，那么这个经济账就算错了，因为他其实每月付出了900元的机会成本。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60年因为不能选择新政府，到底付出多少机会成本呢？更何况，60年来我们的“房子”常常不仅毫无“收入”还要“倒贴钱”。我们来看看这60年吧。中共政权在过去的60年中，施行了中国历史上对私有财产最残酷的剥夺，制造了过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最血腥的内乱，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非自然灾害引起的（虽然它一直被称为“自然灾害”）最悲惨的大饥荒，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数量最多的人民非正常死亡，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冤假错案并继续制造着冤狱，制造了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文化、历史文物、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最野蛮的摧残，实施了中国历史上对学生运动最臭名昭著的镇压，创造了并继续扩张着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僚腐败。

中共政权60年，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怪胎，致使学者由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形态而总结出来了分类和定义已经不能很好概括它的性质，任何一个名称，极权，威权，右翼专制，左翼专制，后极权，等等，盖在中共政权身上都捉襟见肘。在人们没有总结出来准确而又被广泛接受的名称之前，我们不妨稍费笔墨直接把中共政权描述出来：当今的中共政权是，经济上掠夺性的，集左、右翼专制的统治技巧于一身的，官僚集团黑社会化的，无意识形态羁绊没有底线的实用主义但在政治上处于守势的，实施警察国家控制的一党专政的政权。
60年来，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敌人，国内的或国外的，想象的或真实的，不是已经证明当时就是正确的或者是比中共更正确的，就是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历史正确的一边。从60年前中共对大多数民众的成功欺骗，到今天民间对政治的厌恶和冷漠，表明共产极权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观念已成为越来越强大的观念潮流。中共政权之下，权力的腐败侵蚀所有的社会肌体，权力的每一个触角都在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侵权的直接后果是民众维权及权利意识的觉醒，而政府对付维权的手段是加强绝对的权力控制，这便构成一个恶性循环，但随着半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民间社会的觉醒，在恶性循环中形成的超强权力控制并不能达到永保权力的目的，而只会使权力时时刻刻处在神经紧张的疲劳状态，而专制政权无论多么强大和实用，它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它无法收买社会成员的多数，因此，无论用多长时间构筑的超级专制机器，最终都逃避不了被瓦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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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建 利
全球纪念“六四” 20 周年网络大会闭幕会议结语
（2009年6月14日）
（因身体和技术双重原因没能及时赶上会场，没有完成会务组织者让我做结语的重讬，深感歉意。把我想说的话整理出来，发给关心的朋友，聊作弥补。）
     今天是全球纪念“六四”二十周年网络大会的第五次会议，也是此次自5月4日开始的网络大会的闭幕会议。网络大会使得二十年来国内外人士第一次“同场”举办纪念“六四”的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未来国内国外的朋友交流思想、探讨策略、互相配合、形成行动建立了一个新的工作模式，意义很大。许多朋友为这次网络大会的构思、策划、组织实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张小刚，盛雪，汪岷，刘劭夫，周健，潘永忠，吕京花，蔡陆军，曹金陶，钱达,胡海闽等朋友。当然，我们不应忘记向国内的与会者表示感谢和敬意，他们冒着海外的朋友没有的危险和压力，参加这样的公开活动，其实他们的勇敢精神已经成为我们继续组织这类有效活动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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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建 利 (博讯 boxun.com)
(2009年5月4日）
1989年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一年，6月4日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
89民运和“六四”屠杀代表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代表了中国的两个根本不同的选择。 其实谁是谁非在当时就十分明确，但是二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当政者仍然挟持着中国在“六四”屠杀选择的道路上行走，继续拒绝回应89民运所提出的诉求，继续抵制89民运所代表的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当时的亲历者都记得，89民运使中国人燃起了新的希望。但是“六四”屠杀使希望破灭，在中国造成了普遍的恐惧和普遍犬儒主义，通俗的讲就是造成了中国人这样的心态：不问是非，不问政治，不管国家的前途，拼命地赚钱腐化，又舒服又安全。随着恐惧和犬儒主义心态而来的就是普遍的道德灾难，人权灾难和自然环境灾难。假如中共当年不是选择了屠杀，而是接受了89民运的诉求逐步施行政治改革的话，这三种灾难在中国就会避免。但是，悲哀的是，一定的时期内，经济在普遍恐惧和普遍犬儒的状态下，在三种灾难中，是可以高速度增长的。中国的当政者，统治集团和他们的附庸，外国商人都利用这三种灾难造成的经济运作的低成本，大赚其钱，同时继续使用暴力、谎言、以及腐化换来的“精英”的效忠维持专制统治，使中国在道德灾难、人权灾难和自然环境灾难中挣扎。但是短视的人们把中国当做模式来吹捧，中共利用此在国际社会上保护其他的独裁者，进而加强自己的国际地位。但是，我们心里很明白，中国的当政者心里也明白，这样的中国模式是不会长久的。这样的模式不会长久不是由于国际社会的抵制，这样的模式不会长久，主要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要抵制。
二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变，中国也发生了巨变。然而，人间岁月的流淌，物质环境的变迁，都不能改变一个朴素的真理：民众总是有权利批评、影响乃至要求改变政府，政府不得采用军事手段杀害无辜平民。二十年前如此，二十年后也是如此；在贫穷的国度是如此，在富裕的国度也是如此。任何的物质进步、经济繁荣，都不能成为否认这一真理的借口，也不能把政府变成人民的上帝。八九民运的口号“争民主争自由”“反官倒反腐败”越来越占据民众的中心话题，从八九学运到零八宪章，从农村的失地农民到城镇的被迫拆迁户，从西藏的喇嘛到维族伊斯兰教徒，从地下教会的基督徒到法轮功的修炼者，……,人民对于政府清廉、社会公平、公民自由和政治民主的要求此起彼伏，屠杀不能压制，金钱也不能代替。
今天，面对暴力谎言和腐败，我们要继续提倡如下的精神：
1、不忘记
许多人认为纪念”六四”是民运人士的专利，其实它关乎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甚至全人类的集体记忆。集体不记忆集体就在野蛮中循环。逃出野蛮走向文明，必须首先唤醒集体记忆。
2、不恐惧
屠杀的目的就是为了制造恐惧，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化解集体的恐惧，共同公开地述说屠杀经过，共同公开提出我们的诉求，让制造恐惧的政权笼罩在历史的公义之下，让恐惧转换主人。
3、不冷漠
恐惧久之造成冷漠。对不公不义不再愤怒，此乃民族心灵之死。我们要述说对不公不义无情无理的愤慨，让所有听到我们言语者的心灵敏感起来，在黑暗中播下光明。
4、不堕落
中共政权是一个堕落腐败的政权，中国社会在其统治之下也趋于堕落，我们纪念”六四”要表现出我们不跟着堕落政权沉沦的选择和坚持。”六四”死难者当年”逃避堕落胜于逃避死亡”（苏格拉底语），我们要弘扬这种精神。
5、不放弃
追究历史真相千险万苦，追求民主自由万苦千险，我们一路走来始终如一，纪念”六四”就是要继续发扬这种不达目标绝不放弃的精神。
最后，对今年“六四”纪念活动我提一具体建议。前不久有朋友提出了“白衣行动”计划，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的建议是这个计划的补充。我建议，6月4日的当天，开车的朋友请把车前的大灯打开。在光天化日的黑暗中，把灯打开，照亮自己的心灵，照亮当政者的良心。把灯打开，照亮中国，照亮中国的道路。
感谢张晓钢等为这次网络会议的成功召开付出大量心力的朋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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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倡议的新中间道路
杨建利
（2009年3月10日）
    今天是西藏人民自由抗暴50年纪念日。自八九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以后，西藏的前途与中国的民主前途交织在一起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和汉藏自由民主人士的重大课题，近年来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国内各界人士的关注和独立思考。虽然中共当局继续封锁信息、继续欺骗民众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为其火中取栗，在中国，思考议论西藏问题的禁区正在被逐渐打破。
    关于西藏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对西藏的历史文化宗教、中共在西藏60年的政策和实践、达赖喇嘛的主张以及藏人在西藏的实际状况等均有充分的论述和翔实的报道，在此不再赘述。去年3月发生在藏区的事件是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这不仅仅因为藏人的抗议以及中共当局的强力镇压和随后的逮捕、监禁、迫害再一次向世人宣布了中共西藏政策的失败，也不仅仅由于中国国内的汉族自由民主人士由此开始较系统地关心西藏的现状并将其纳入中国民主化的视野中去，更表现在达赖喇嘛以及藏人对“中间道路”的重新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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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力量12-18-2008
美国波士顿 联系人：陈康宜
电话：617-350-8677
gongminpower@gmail.com
www.gongminliliang.com
心灵的解放——再谈《零八宪章》的意义
杨 建 利 2008年12月17日
政治家有责任唤醒这酣睡中的或是不知所措的潜在意识，赋予它生命，指引一个方向，打开一条道路，鼓励它，给它一个空间，或者是它的希望。
——瓦茨拉夫.哈维尔 （左上图：《七七宪章》签署文件）
《零八宪章》从问世的那一刻起就在许多中国人内心燃起新的希望。从外部来看，《零八宪章》的出现如晴天霹雳，然而，《宪章》的发起者们并非忽然得到神启，或者突发奇想，或者哗众取宠，平地抛出惊雷，而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准确把握、基于对解决中国深层危机的长期思考而推出的审时度势的破题之作。所谓的审时度势，是指中国已经走到这样的境地，试图从任何一个领域改善中国环境的努力——文化的、宗教的、维权的、法治的、环保的、社会的、教育的，甚至经济的——都无一例外地碰到了政治体制这个障碍，由于没有公民政治权利的保护，人们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不断地遭到侵害而几乎没有寻求纠正的公共渠道。可以说，中国已经到了非启动政治改革不可的地步了。人心思变已是中国的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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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力量12-17-2008
美国波士顿 联系人：陈康宜
电话：617-350-8677
gongminpow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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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名签署《零八宪章》的意义
杨建利 2008年12月16日
《零八宪章》问世一个星期，在《宪章》上签名的中国公民已达数千名，签名人数仍在持续增加中。《零八宪章》作为近年来最响亮的公民要求民主变革的声音，使八九民运的诉求在更高层次上以更全面的论述重新进入中国民众的话语生活。以官方的腐败和掠夺、民间的犬儒主义为主线的中国的政治生态很可能因此而发生改变。（左上图：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经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其他签字国过半数批准，开始正式生效。此后，这一天被定为联合国日。图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吴贻芳（前）在宪章上签字（1945年06月26日）。）
刘晓波、张祖桦为代表的《零八宪章》签署者、那些声称”与刘晓波不可分割”的朋友，以其道德勇气和对政治责任的承担，不仅喊出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心声，而且开始破除长期附在中国人心灵上的恐惧魔咒。面对成千上万的真实姓名，我们可以说，许多年以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勇敢过。（上图：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召开，45个国家代表与会。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会议。会议开幕时英、美、苏、中四国首席代表在一起交谈的资料照片。左起：艾登、斯退丁纽斯、莫洛托夫、宋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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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建 利 (2008年10月11日在2008 中国民主运动洛杉矶会议上的发言纲要)
自两千年前秦始皇创制以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没有本质改变，稳定在如下几个特点上。
1、以郡县为基本结构的大一统中央集权；
2、由一家或一党控制所有国家权力；
3、权力高度集中，没有分权制衡，最高权力的更迭由一人或数人黑箱作业完成；
4、官僚体系决定了财富的分配，主导社会的所有资源；
5、民间没有自治空间，中央集权一般控制到乡，共产党执政一度控制到家庭；
6、统治思路和方式基本上是违背人性的，国家暴力是统治的根本保障。
这样的制度自然生出社会的根本危机，两千多年来，中国就在治乱的循环中进行了一次一次的王朝更迭 ，在一百多年前的清朝危机中，出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试图改朝换代的力量，但是至今没有取得成功，原因是真正的民主力量没有足够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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